永远的痛
萧懋蓉
我原本是达县地区万源县草坝公社星火茶场的知识青年，后来被分配至草坝公社三大队的一队插队。初到乡下的那年，我尚不满十六岁，体重不过八十斤，在集体中显得尤为稚嫩，因此，同伴们亲切地唤我“小朋友”或“小崽儿”。我是在1965年“自愿”选择投身农村的，然而在这份“自愿”背后，却隐藏着诸多无奈与心酸。
我祖父生于四川资中县孟塘乡，那里是他的故土。他曾担任当地小学的校长，并在家族祠堂中处理族内事务。同时，他还拥有一份不甚丰厚的土地，堪称为一介中小地主。他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萧伯轩、萧仲泉、萧叔环，以伯、仲、叔的排行来彰显他们之间的长幼顺序。我的大伯父萧伯轩在当地享有一定的声誉，他是一位秉持“若不能为良相以治国，便当为良医以济世”理念的中医。二伯父萧仲泉曾在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供职。而老三，我的父亲萧叔环，便是家中的幼子。
人们常说，我的祖父颇具世家风范，深恶痛绝那些为富不仁之徒。每当炎炎夏日，他总会在村口的路边放置一口大瓦缸，免费向路过的乡民供应茶水。即便祖父自己外出归来，常常是囊中羞涩，衣物鞋袜也所剩无几，但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去帮助那些需要援助的人。祖父素来急公好义，在金钱方面更是慷慨大方。
“我或许曾得罪过一些族人，但我从未欺压过乡民！至于通匪的指控，那完全是诬陷与强加于人的！”
我的父亲萧叔环，于1939年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顺利毕业。毕业后，他曾在国民政府的银行与金库部门供职，并且有幸被政府委派至西康地区，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贡献力量。
解放前夕，我的二伯父相约我父亲一起去台湾。我父亲思之再三：“尽管我参加了国民党，但我没做过半点对不起共产党、对不起老百姓的事，我不害怕。”他拒绝了他的二哥，坦然地留在了大陆。这样自然就注定了他下半辈子的命运。
解放之初，经人民政府的严格审查，我父亲得以留任于重庆市民政局。他对待工作始终严谨认真，一丝不苟。或许正是他对工作与世事的极端负责，以及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，使得他对自己的直接上司——一位虽无文化但出身于老革命的民政局长——抱有某种不屑。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个人恩怨或利益纠葛，至于在工作中产生的不同意见与看法，实乃司空见惯之事。
在一九五七年帮党整风的大鸣大放运动中，父亲通过黑板报的方式，批评了这位局长，形容他是今日之“过于执”，一个没有水平、草菅人命的官。当大鸣大放运动演变成反右斗争时，父亲当然的被划成了右派分子，随之又重新翻出了他的历史身份，并强迫他承认担任过国民党的区宣传部长。父亲的认真、迂直使他不可能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，为此最终定为：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，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逮捕，并判刑七年。
父亲被带走后，仅仅三天，母亲便迎来了我们最小的弟弟的诞生。彼时，姐姐年方十二，哥哥十岁，而我尚不足八岁，妹妹才四岁。在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下，家中每一位亲戚都无一幸免地遭受了或多或少的磨难。父亲的厄运很快便转化为我们家的生存困境，面对五个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，母亲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，仿佛无论向上天呼喊，还是向大地祈求，都无人能够给予援助。
我的母亲，蔡若卿，出身于一个同样境遇不佳的家庭。她体弱多病，子女众多，因而早早地便辞去了工作，选择了居家养育子女。面对接踵而至的巨变，妈妈一度丧失了继续生活的勇气，然而，为了五个孩子，她又不得不振作精神，顽强地活下去。为了全家的生计，妈妈只得迈出家门，白天辛勤地从事体力劳动，晚上则代人缝补衣物、绣花和制作鞋履。那些体力活往往是以日为计的零工，母亲必须一大早就出门等待雇主安排。若是有一天，看到妈妈手提围裙，神色茫然地提前归来，那就意味着她当天并未得到工作，没有工钱进账，家中自然也就没有了米粮下锅。
母亲为了生计，穿梭于黄桷垭、沙坪坝、大渡口、九龙坡、茄子溪等众多建筑工地之间。在她的日常里，午餐往往只是一碗冷却的饭菜，或是两个冰凉的红色甘薯。
在修建嘉陵江大桥的岁月里，我母亲同样被分配参与了这项工作，全家人都感到无比欣喜。毕竟工程浩大，工期漫长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生活也有了更加稳定的保障。然而，仅仅工作了三天，突如其来的消息传来——母亲不得再前往大桥工地。原来，只因她是“反革命、右派家属”，担心她会对这项至关重要的工程造成破坏。许多时候，母亲在岗位上辛勤劳作，却突然被召离开去，原因都是出于同样的顾虑。可以想见，这位出身名门的母亲，为了子女的生计，承受了何等巨大的屈辱与苦难。
对于这个六口之家而言，那不稳定的微薄收入在应对日常开销和孩子们的教育费用时，几乎如同杯水车薪。无奈之下，母亲只得忍痛卖掉父亲的所有藏书，紧接着又变卖了家中较为值钱的一切，甚至连抵御寒冬的棉被和母亲身上穿的棉衣，也都一一送入了响水桥附近的典当行。
那一年开学时分，面对为子女筹集学费的困境，母亲束手无策，只得私下卖血解燃眉之急。然而，就在针头即将刺入肌肤之际，母亲突然晕倒。由于长期缺乏营养，她的身体已无法承受失血。
“那就送吧！等弟弟长大了，我们再把他接回来。”
面对重重困境，母亲毅然决然地拒绝与父亲离婚，她坚信父亲只是个朴实的书生，本性善良。她时常教导我们：“必须诚实无欺，哪怕面临饥饿，也要保持清白，对得起祖先的教诲！”
母亲的体魄柔弱，在我幼年的记忆里，她时常因身体不适而晕厥。然而，母亲的精神却坚如磐石，她毅然担负起了这个重担沉甸甸的家。我对母亲怀有无比的尊敬与热爱，在我幼小的心田里，我渴望早日长大成人！以便能为母亲分担一份重担！
我的童年，宛如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在1957年以前，阳光总是如此灿烂，春天充满了无尽的美好；那时，我耳边回荡着老师的赞誉，眼前映照着老师温暖的笑容。我对歌唱情有独钟，对舞蹈充满热爱，快乐时刻围绕着我。每逢“六一”儿童节、过年或是我的生日，清晨醒来，总会发现妈妈亲手缝制的新衣静静地躺在床头，穿上新装，与家人共享节日的喜悦，内心充满了幸福感。每个周末的夜晚，父亲在为我们洗漱完毕后，全家人便围坐在一起，聆听他用普通话朗诵小说和诗歌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卓娅与舒拉的故事》这些作品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清晨时分，父亲会引领我们，昂首挺胸，步伐坚定，练习健康而有力的行走姿势……
自父亲被带走后，家中仿佛遭遇了天崩地裂。阳光与春意离我们而去，欢声笑语不复存在。母亲外出劳作，哥哥姐姐肩负学业，年幼的我肩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，每日分半日读书，半日育儿。我不解，为何他们要带走父亲，为何我们的生活骤然巨变？恐惧占据心头，我害怕母亲亦会被他人夺走，我们兄弟姐妹将何去何从？这份沉重的忧虑，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，无疑是难以承受的。
每逢周末、假期，或是漫长的寒暑假，哥哥便外出为人擦鞋，而我与姐姐则投身于抬水、洗衣的劳作之中。我们还会为废品公司拆卸旧棉纱和旧手套，亦或是前往建筑工地，背负砖石，或是敲打石子。此外，我们还不辞辛劳地前往南纪门河畔，捡拾那些被丢弃的破败菜梗。
我要多赚些钱。
我要为母亲减轻负担，我必须挣回这微薄的收入。
于是，我在内心为自己立下规矩，每前进一百步，方可抬起头望一望前方的路，因为害怕自己缺乏继续前行的勇气。就这样，步步为营，在夜幕降临之前，我凭借着极大的毅力，将八块砖头艰难地送达了目的地，最终用整整一天的时间赚回了五角钱。
当我将这笔钱双手递给母亲时，她一把将我搂在怀里，泪如泉涌：“你还这么小，这么瘦弱，连饭都没吃饱，手瘦得几乎一折就断，你究竟是如何挣回这五角钱的？”我强忍着泪水，或许从那时起，我便学会了坚韧不拔！
在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期间，我家境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。国家发放的布票，我们无力消费，只得尽数赠送他人，用以换取几件破旧衣衫，聊以度寒；粮票亦如是，用以换取少许钱财，勉强购买少量的粮食，以解饥饿之苦。我们不敢有任何奢侈的念头，夏天，我们赤脚走在滚烫的马路上，忍受着灼热，只有在找到阴凉处才能稍作歇息，搓揉着疼痛的双脚，然后继续前行；冬天，双脚冻得发紫、溃烂、脓水横流。在这极端的饥寒交迫中，我完成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学业。
初入初中时，鉴于家庭状况，学校慷慨地为我每月发放七元的助学金，我对此充满感激。这笔钱不仅减轻了我的书籍与学费负担，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。然而，自1964年起，随着阶级路线的严格执行，我这个出身于“黑五类”家庭的子女，失去了申请助学金的资格。面对经济困境，我无力支付学费，学校虽未将我驱逐出校，但对我的境遇却视而不见，漠不关心。尽管如此，我依然对知识充满渴望，热爱阅读，每天仍旧坚持来到课堂，孤独地坐在座位上。
那是在新学期伊始，我的语文老师忽然将我点将起来，命我朗读预习的课文。我手忙脚乱地抓起同桌的课本，匆匆开始朗读。事后，老师对我预习的用心给予了表扬。然而，我内心的苦楚无人知晓，我未曾预习，只因无力购置课本。
在往昔的岁月里，我求学期间未曾拥有一支真正的钢笔。我仅用几分钱购得一支笔尖，将其巧妙地固定在一根小木棍之上，便自诩为笔。至于墨水，则是以二分钱的墨粉兑入少许清水而成。父亲与姐姐的书法笔力遒劲，字迹娟秀，令我羡慕不已。于是，我便拿起一根小棍，在地面上一遍又一遍地书写、勾勒，模仿他们的笔法。
屈辱、尴尬与无奈交织中，我结束了初中生涯。历经种种磨难，我深知自己不再有资格继续学业，尽管心中对知识的渴望未曾消减。当收到那封不录取的通知书时，内心如平静的湖水，唯有深深的感觉，我被这个社会无情地摒弃。面前没有选择，无需商议，更别提对未来的憧憬。我独自报名参加“自愿”下乡。为了母亲，为了兄弟姐妹，只要他们看不见，无论命运将我带到何方，哪怕是赴死，我都能坦然接受。
在报名之际，或许是万源之地的代表，亦或是重庆负责此事的官员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告知我：“你尚未满十六岁，按照规定，你无法参加。”我坚定地回应：“我必须去！”于是，在1965年8月31日，我正式变更了户籍，9月5日，我乘坐军用卡车从两路口公寓出发，离开了重庆，没有泪水，亦无眷恋。
那日清晨，父亲在滂沱大雨中前来送行，我带着轻蔑的目光瞥了他一眼，他识趣地悄然离去。谁料，那瞥视竟成了我与父亲永恒的诀别。文革期间，父亲不幸被家乡的造反派残忍杀害。多年以后，母亲平静地向我提及此事，她的脸上没有悲伤，眼中也没有泪水，然而，那却成了我心中永久的痛楚！我悔恨当初的幼稚与无知，将无辜的父亲误认为敌人。他温文尔雅、博学多才、坚韧不拔、刚正不阿，他承受了如此巨大的屈辱、压力与痛苦，却无法得到自己女儿的谅解。
九月时分，大巴山区正沐浴在雨季的洗礼之中。我们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前行，途经达县，抵达万源，最终被分配至草坝。传闻我们是去征服山巅，从零开始，创建一座茶园。然而，持续的阴雨导致通往草坝的公路多处发生塌方，领导下令我们知青徒步前往，并请当地居民帮我们背负行李。于是，无论相识与否，我们三五成群，陆续踏上征程，每个人心中都揣着各自的思绪。我们徒步走了一百多里，用了整整两天时间。在这两天里，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年轻人，包括我这样还未满十六岁的孩子，初次踏入社会，天真无邪，不自觉地聊起了学校、落榜、家庭等话题。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身边的这些同行者都是与我同属“黑五类”的子女。内心的重负瞬间释然。我突然觉得，大巴山变得如此美丽，青山绿水，空气清新。我忍不住想要放声高呼：我自由了！我与他们平等了！我不再承受歧视的目光！我感到无比轻松！
抵达目的地后，我们被安置于一个农户家中，此处曾是一座大队小学。床铺是由新伐的树木与新鲜的葛藤编织而成的通铺，上面铺满了新鲜的竹片。由于当日的行李仅部分抵达，我们十几位女孩只得半躺半坐在其上，既潮湿又十分拥挤。随着夜幕的降临，寒意渐浓，四周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身旁的姐妹们开始轻轻地哭泣，而我，自幼经历了无数悲伤，却并未落泪。
起初，我们的日常劳作便是：日间于生产队辛勤拔除黄豆，夜间则剥去包谷的皮，继之便是深入深山，割取茅草、砍伐树木、焚烧荒地以开垦新田。劳动的艰辛不言而喻，双手布满血泡，手背布满血口，更有无数细小的刺嵌入肉中，然而我并不觉得苦。在这个集体中，我与众人平等地经历生活的困苦与身体的劳累，这一切永远也比不上心灵上的侮辱。我知足且快乐，只是时常会想起远方的母亲与兄弟姐妹，我需学会压抑与忍耐。
经过一个月的等待，我们终于迎来了三十名毕业于重庆四十一中学的学子。手中捧着鲜艳的映山红和便于携带的小红籽，我们仿佛迎接的是自己的亲兄亲姐。对我而言，这不仅仅是温暖和希望的降临，更是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。
高中生的加入，让我们的劳动生活更加有序。场里成立了团支部，并定期举办墙报活动。我心中愈发清晰：来到农村，是为了建设这片山区，改变其面貌，重塑自己的世界观，对劳动的意义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我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，并积极向星火茶场的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。团支部在我申请的第一批中就批准了我的请求，我兴奋、激动、喜悦不已！这是我第一次得到团组织的认可和接纳，要知道，自七岁起，我就一直被排斥在外。
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，我并未随众多知青一同返城，而是选择了与星火茶场及其他场所的伙伴们一道，留在大巴山区。我们继续辛勤劳作，自给自足，直至1969年场址被撤销，我们被分配到各处插队。
在一九七一年，一个意外的机遇使我得以调入县文工团。随后，在1975年，我转行调任县幼儿园教师。那时，每位教师负责一个班级，班上约有三十至四十名学生。我带领孩子们唱歌、跳舞、讲述故事，乐在其中，常常忘却了时间的流逝。我特别关注那些孤僻、沉默寡言的孩子，深入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，生怕触及他们幼嫩的心灵，竭力让他们平等地沐浴在阳光与欢乐之中。孩子们对我既敬畏又渴望我的慈爱。在那段时光里，我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，并迎来了独生女儿。到了1979年，因家庭照顾的需要，我被调回到了重庆光学仪器厂。
自1965年至1979年，长达十四载的岁月里，我将生命中最为宝贵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了大巴山。在这期间，我经历了种种艰辛与痛苦，却也因之得以结识草坝区的那群知青。他们才情出众，学识渊博，人格独立，尊严自持，积极进取，他们的教诲与影响，我将永远铭记在心。
自幼年起，我便屡遭剥夺，其中自然包括受教育的机会。然而，对知识的渴求从未在我心中熄灭。几十载岁月流转，我梦境中反复浮现的，唯有那通往大学的征途。梦中的我，或是难题重重，或是笔端墨尽。心中的不甘之情，如同潮水般涌动。每当从梦中惊醒，泪水不禁夺眶而出。
在工厂内，我的职责依旧是一名幼儿园教师。凭借出色的表现，我有幸获得了参加“幼师园长培训班”的学习机会。即便我迟到了半个月，即便我的同学们都是幼师毕业并担任园长的现役园长（独我一人例外），我依然以最快的速度追上了学习进度，并且每门课程的成绩都名列前茅。我所创作的儿童故事和诗歌，赢得了老师们的一致好评。
随后，工厂急需一位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的锅炉水处理化验员，然而具备相应学历的人却对考试心生畏惧。恰逢此时，我成为了厂方眼中的合适人选，尽管我未曾如实报备自己的学历，厂里还是将我送入了培训课程。在学习过程中，我面临了诸多高中化学知识，这些内容对我而言全然陌生。加之年纪已长，为了克服那些既难以理解又难以记忆的难点，我毅然决然地牺牲了诸多休息时间。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，即便我是年龄最大、学历最低的学员，我还是凭借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了考试，获得了上岗资格。在实际工作中，我所负责处理的水质经专业部门的严格检查，质量位居北碚区之首。我的工作成果赢得了相关部门的高度评价。
或许，若非我早年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，若能享有同等的机遇，我或许早已成为一名胜任的工程师，亦或是一位出色的教师。
改革开放开始了，有关部门给我爷爷、父亲平了反，全部否定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实之词。对此我很感激邓小平爷爷，感谢当今政府当今的政策。尽管我们为此蒙受了几十年的不公正，但是我们仍然感谢公正、平等和实事求是之社会风气的到来。
我经历了诸多失去，因此，将弥补人生遗憾的愿望，自然而然地寄托在了女儿的身上。这使得我的教育方式与普通家长有所不同。我仅以客观的态度引导女儿，使她深知，要珍惜平等的教育机会，明白所有成就都源于个人的不懈努力，脚踏实地，步步为营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会适时鼓励她，无论身处何种集体，都应力争做到最佳，尤其是在遭遇困难和矛盾时，不应逃避，而应勇敢面对，积极寻求解决之道。因此，我决定让她放弃就近就读条件较好的子弟学校，而是选择去条件相对艰苦、物质条件较差的农村小学就读。这样，她可以从小接触农村、体验艰辛、与弱者相伴，并学会同情与帮助他们。女儿并未辜负我们的期望，小学毕业后，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重点中学西师附中，并在高中阶段继续保持出色的成绩。1994年高考，她以超过文科重点线六十多分的成绩，荣列全省文科前二十名，成功进入四川大学国际贸易专业。四年后，她又考取了川大（世界经济）的研究生。毕业后，她应聘到重庆大学任教，一年后，她又前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。在重庆大学的一年里，校方对她教学能力与师德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如今，她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的同时，仍投身教学，同样赢得了领导和导师的认可。
即便现已步入退休生活配资炒股理财，我仍坚信自己尚年轻。我愿与子女们携手，共同迈向新生活，满怀希望，迎接更加璀璨的未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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